我相信每一个来奥组委工作实习生能都有一个难以抗拒的理由，更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机遇。而我之所以能在这里，是因为我的导师需要一个能在奥组委帮他找资料的学生——从事一名间谍的工作。这是一项对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的任务，尽管我们的研究团队阵容强大，有五六名教授和十几个博士，但毫无疑问，在该团队中最具间谍潜质的骨干研究人员非我莫属。

根据总部对我安排，我到奥组委主要是参与技术部的文档管理系统建立的工作。之所以让我从事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高效的文档管理对技术部今后工作的开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进入这样的一个岗位，比较有利于掩饰我的身分；另一方面，从事该工作可以直接接触到技术部的内部资料，利于我完成任务。因此，我很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将文档管理系统的工作做好。只有建立规范的文档管理系统，才能汇总技术部的信息，这样我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到奥组委工作之前，导师嘱咐我自行配备海量存储的硬盘，无论什么都考回来，以便用于“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是时下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可以从人脑难以顾及的海量数据中，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深刻规律。因此，要使用数据挖掘的方法，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掌握关于研究对象的数据，而对数据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海量。到奥组委之后，我发现散落在各个员工电脑中的最为海量的数据是电影，因此，我决定先把电影考回来。

技术部也许对我可能的间谍行为早有防范，虽然至今还没有要我签署什么保密合同，但是在技术层面却完全的遏制了我盗取信息的可能。技术部配给我的电脑，是委里唯一的几台还在用USB1.0接口电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插上硬盘开始考，直到下班时间，1、2个G的东西还没考完，硬盘却早已达到烧烤的温度，如此一周，也就考了二三十部电影，自己的硬盘就报废了。

移动硬盘的报废使我认识到，拷贝海量数据的方法过于蠢笨与昂贵。建立完善的文档管理系统，有针对性的对信息进行挑选，才是顺利完成任务的方向。因此，我把工作的重心又回归到文档管理系统的建设上来。

作为一名间谍，我发现：尽管技术部不大，但技术文档涉及面广且分布广泛，各处室间对文档的流通形成了壁垒，这种壁垒虽然不会对我盗取信息造成什么实质性的障碍，但却对文档在员工内部的自由流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阻碍。普通员工对技术部已经完成的工作缺乏全面的了解，对如何获取查询渠道也一无所知，即使知道某人掌握相关文档，前去索要却又涉及到保密问题。如此往复，大量信息囤积在处长层面，当某个员工需要相关文档时，往往要找另一个处室的处长沟通解决。如果处长解决不了，就必须通过部长。因此，技术部内部的信息传递还是基于人际关系的模式。
作为一名间谍我知道，建立一个文档管理系统的实质，是要建立一个知识管理系统。知识管理系统的核心思想是要让组织内部的隐性知识显性化，使散布在组织内部、由个人掌握的、秘而不宣的知识能够变成大家共享的知识。奥运会之所以能够届届传承而不偏离宗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知识管理的重视。IOC要求历届NOC提供完备的TOK文档，其实质就是一项知识管理的系统工程。

为建设高效的文档管理系统，我提出了许多建议，首先，响应场馆化的趋势，建立扁平的文档管理结构，这不仅符合未来的人员组织结构也适应未来场馆对文档的需求；进而还能有效的打破现阶段各个处室间的信息壁垒。其次，要让文档管理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便，应借鉴当今网络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赚人气的方法，使大家能够发挥BT精神，可以无私的贡献出自己手中的文档。在内容分类上，建议同TOK的分类保持一致，这样不仅有利于“狐假虎威”的对文档收集工作进行推进，而且便于最后向IOC上交TOK文件。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些建议是合理且创新的，但都没有被最终采纳。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间谍的身份已经遭到怀疑，故而，无论我的建议是否可行，都不会被重视。令我有些失落的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文档管理的有关工作偃旗息鼓了。如此一来，我还是不能完成任务，我必须继续尝试别的办法。

在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应该把重点转向其它方面，如把中午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用在食堂或健身房。起初，我认为自己身份隐藏得很好，应该已经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到了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会忍着腹中的饥饿，等待有人来叫我一起吃饭，我不知我是如何确定一定会有人来叫我的，也许是出于间谍培训的知识。当饥饿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时候，我就寻思，难道同事们不饿吗？比我还间谍？可回头一看，早走人了。

凭借我对外正式的身分——实习生，我只能在委里享受一顿免费的午饭，这是一个实习生在这里工作的全部待遇。我对物质待遇没有更多的要求，是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然而，不同的“饮食习惯”，使得我和其它员工之间缺乏了在饭桌上交流的机会，要想打入组织内部看来还需要时日。

尽管作为间谍，我出入过许多的健身房，但委里的健身器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所以我没有理由不把5公里跑和大负荷的力量练习作为每天必要的功课。加之，委里的伙食品种繁多、营养丰富，为锻炼后的营养补充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样，白天的锻炼以增加肌肉为主，而由于晚上不提供晚饭，锻炼则以减脂为主。一段时间下来，初见成效，间谍也愈像一个间谍。我妈对我的锻炼成果也表示肯定：“虽然不挣钱吧，但是管饭也不错。”

在奥组委的健身房中，我渐渐发现这里竟然是委内间谍俱乐部。首先，我知道在我们部门中就我一个间谍，所以除我以外，我们处再没有人到健身房来。其次，良好的身体素质是间谍在复杂环境中伪装和逃脱的关键，所以大家在对自己进行苛刻的训练。再次，大家在健身房中从不大声说话，往往是通过各种暗号来传递信息。比如，晾在把竿上杂乱无章的衣裳和毛巾。有人将同一件衣物有时放在健身房大厅，有时放在小厅，有时放在浴室，有时穿走。这不是很可疑的事情吗？对于一名间谍而言，各项活动都要有一定的规则，而对自己东西的随意码放，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制作暗号。更重要的证据在于，我在洗澡的时候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他们接受到要被派遣到不同场馆的命令，尽管场馆条件十分艰苦，但却是培养间谍的绝佳环境，不同的场馆都安插上我们的人。

等待我的场馆是技术运行中心，这是奥运会技术支持的心脏，对一个以攫取数据为目的的间谍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场馆了。到了搬家的日子，我负责押车。这日，王熙将他的工卡给我，使我可以吃顿晚饭。这使我意识到今天不能按计划进行减脂训练了，而以后也再没有机会光顾委里的健身房了。我同其它从委里被遣散出去的间谍一样。即将开始我在场馆的使命。

这次押车使我成为第一批进入数字北京大厦的员工。如四片烤糊的面包似的古怪建筑，被鸟巢、水立方和国家馆包围着，从效果图上看，绿色的发光线条不由得使我想起搭在擀面杖上的挂面。那日晚上11点多，搬家才结束，但我仍不想离开，还要再熟悉一下这周边的环境，为日后的工作创造些有利的条件。

次日，我拿了安全帽走进了“水立方”，尽管对双层气枕ETFE膜早有所耳闻，但是亲手触摸到了比塑料袋还薄的膜时，仍令我惊叹不已。又过了一天，我去了鸟巢，每次经过鸟巢，在路边仰望上面的工人，都羡慕于他们可以行走在奥运的脊梁上，在最高点平凡的参与着他们自己的奥运，这天我也爬到了鸟巢的脊梁上，这让我感觉自己真正的站在了奥运工程的最前沿。也让我真正意义上的感受到了奥运工程的真实与雄伟。在前往鸟巢和水立方的路上，凭借我奥组委的证件，我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阻拦，便成功的抵达了我渴望的目标。尽管最大程度的利用自己证件的权限，对一名间谍来说是一项最基本的技能，但我还为惊讶于自己奥组委证件的威力。也许，对于负责看门的民工而言，他并不能从的证件上看出一名奥组委实习生与正式员工的区别，但他却能感到奥组委证件所产生的威慑力。我看来注意到自己证件所拥有的巨大的通行能力。

虽然远离了健身房，但是凭借奥组委的证件，整个奥林匹克公园都是我的操场。如朱自清的荷塘一般，这里是我的公园。举世瞩目的奥运工程还在建设，我可以在精彩的孕育过程中畅通无阻。我6次登顶鸟巢之巅，最早的一次是在凌晨5点多，最晚的一次是在晚上8点半。站在鸟巢上，仿佛自己也是一支展翅翱翔的鸟，俯瞰整个奥林匹克公园从日出到日落，感觉到一个建筑的生长与完善。轻轻挥一挥翅膀，心就飞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在综合测试赛阶段，我担任技术运行中心变更控制经理的职务，也随即有了测试赛证件。奥组委的证件可以让我在奥林匹克公园自由行走，而测试赛的证件可以让我在北京范围内免费乘坐公交车。对于一名间谍而言，这在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时间，躲避追踪，省钱方面都太有用了，尤其是省钱。自有了测试赛证件，我的乘车习惯就此改变。原先，我乘公交总要选一辆到目的地的车来坐；而现在，无论什么车来我都坐，且一辆车只坐一站，到达目的地则只是个不那么重要的时间问题。

证件使用当日，售票员会对我不买票的大胆表示惊讶。尽管他们都已知晓有关新的免费乘车证件的消息，但大都还没有见到过。因此，我常常成为售票员和司机关注的焦点，进而也成为乘客了解奥运新变化的窗口。他们会提出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也只能有我来进行回答。

在售票员和乘客间，很容易达成这样的共识，他们会一水的认为我是志愿者。一旦他们确定这样的一种共识，起初对于我的不买票的惊讶就会完全释放，按照他们的话说，“志愿者什么都不给，还不免了他们的坐车钱。”而我的解释只能是，“我不是志愿者”。我不愿被别人看成是志愿者，因为我觉得我必志愿者重要、高贵得多。我是被人从人堆中请出来，才被赋予了参与奥运的使命的；而不是自己上赶着要来且甘愿放弃任何报酬的。所以，我会纠正他们，“我是实习生”。乘客们就会问，“实习生给钱吗？”“不给。”他们就总结道：“那不还是志愿者吗？”

我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当他们把我的身份锁定为志愿者，并以自己的判断验证了这一结论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中会闪过了一种优越感。尽管志愿者是值得尊重的一段经历，但也是参与奥运最无奈的方式。志愿者在公交车上的特权远大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这样在大家看来，证件的效力并不是一种特权的象征，而只是微薄的补偿。

其实，大家把持证上车的人都当作志愿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奥组委的大多数员工并不乘坐公交。尽管只有两路车经过数字北京大厦，但即使是在上班的高峰，车上也只有我一个人佩戴着免费的车票。所以，为了更像一名正式员工，在披星戴月的测试赛期运行间，我选择骑自行车来上班。这样，我与开私家车来上班的员工在本质上完全相同，我们也都担心自己车子的停放问题：目前我们的车子都只能停在工地之外，汽车停在路边，自行车所在脚手架上。

大家说，现代5项是间谍培养的训练科目；但我感觉自己总在练习铁人三项内容。在总部的时候是每天5公里跑，在数字北京大厦变成了每天20公里自行车。缺乏适当的训练，我感觉自己可能不会成为一名好间谍了。

在定期向导师汇报工作中，导师越发对我的工作不满。不是我考回来的电影，对项目研究一点作用没有；就是我找到的信息，早已是各大媒体公布的消息。导师对我说，你暂时不用往回考东西了。我感觉自己像是《无间道》中的卧底，被永久的放逐了。

如往常一样，下班之后我在奥林匹克的工地上徘徊。在水立方以北，有一座小庙——北顶娘娘庙。她是在这里唯一的一座有点历史价值的场馆。她娇小的身躯，被多个巨型而古怪的建筑包围着的。我走到她的门前，想去参观。

北顶娘娘庙建于明代，是北京著名的“五顶八庙”中五顶之一，位于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的北端，是北京北端的标志性建筑；供奉的是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娘娘。远在鸟巢和水立方出现之前，北顶娘娘就在这里守望着北京的龙脉了。而现在，她被完全与她毫不相干的巨大体量所掩盖，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后的奥林匹克公园，她仍是这里最神秘而典雅的一抹色彩。但注定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并愿意欣赏她美丽。

“这里不能参观。”一位光头的大爷对我说。“我是奥组委的。”我向他示意证件，并示意我安全帽上的标记。“那也不行，我们只听文物局的。没有文物局的命令，一律不能进。”我愣了愣，“我可以买票。”我尝试着其它方法。“我们这不买票。”我还试图继续，老大爷打发我说：“上次刘敬民来了，我也没让他进。”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倒是获得了安慰。老大爷又解释到，“我不认识刘敬民，但人家挺有风度，说不让进人家就没进，说等下次协调好文物局再进去。”话说到这个地步，我只能放弃进庙的打算，但我还是站在山门外向里面望着。大爷又说，“里面没有什么好看的，要是烧香，就在山门烧。”我看山门门房的左侧摆着神位，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北顶娘娘”。前面有一个小香炉，摆放了几件水果和点心，还有个“功德箱”。“他们施工的要来烧香、捐钱就都在这。”大爷指着塞得满满的功德箱说。

北顶娘娘所深陷工地之中，但却自有自己的香火。平日各个施工单位、分包商在此进香不断，捐资也出手大方。这里原是北顶娘娘的地盘，想是他们扰了娘娘的清幽，还请娘娘不要怪罪，更希望娘娘保佑奥运工程顺利完工，奥运会顺利举行。北顶娘娘原只司去病送子，专业是男女不孕不育，而今，一下子主抓奥运，不知北顶娘娘是否担负得起奥运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北顶娘娘庙是整个奥林匹克公园中，我唯一想去而没能进入的场馆。神的居所不同于凡人的房子。衣衫褴褛的光头老头对北顶娘娘保护，远强于装备精良的保安对奥运场馆的职责。奥组委的证件可以屏蔽保安的判断，却在一座小庙的门前失去了法力，奥组委的光环会在公交车上闪光，但是在泥菩萨前却荡然无存。数百年来，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北顶娘娘却从来没有受到过丝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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